9月上旬,吉林省與杜邦(中國)公司就推進吉林省公主嶺市、美國杜邦公司和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三方合作的二代生物燃料乙醇項目進行了第二輪框架協議的簽署。
該纖維素乙醇項目總投資35億元,是中美兩國確定的重點能源合作項目。無獨有偶,丹麥投資促進局近期也就生物質能產業技術交流與中國企業頻繁接觸。在可再生能源中一直默默無聞的生物質能似乎迎來發展機遇。
杜邦工業生物應用科技事業部生物燃料亞太區總監王建平向記者介紹,中國在生物質能源發展方面有著巨大潛力。
資料顯示,我國秸稈、林業廢棄物等富含纖維素,每年可利用量達到6億噸。按照《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20年,生物燃料乙醇年利用量將達到1000萬噸。
杜邦全球副總裁馬維諾告訴記者,生物質能是杜邦新能源領域三大發展方向之一,而生物質能領域,生物質燃料乙醇是杜邦投入巨大的一塊。去年杜邦收購丹尼斯克公司,加快了杜邦在纖維素乙醇項目中的進展。而杜邦也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合作伙伴一起開發這一項目,在中國,其選定的合作伙伴為大唐。
然而,我國雖然是農業大國,然而秸稈收集系統不完善。蘇孝世還坦言,這一項目在推進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秸稈回收系統的建立。中國和西方不同,中國的農戶比較分散,要有效地從農民手里把秸稈收回來,需要和地方政府合作。
除了生物質燃料以外,生物質能利用的另一個領域是生物質能發電。
國家能源局公布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到,生物質發電到2015年應用規模達到1300萬千瓦,年發電量780億千瓦時,折合標煤達1500萬噸/年。其中,農林生物質發電利用規模800萬千瓦,沼氣發電200萬千瓦,垃圾發電300萬千瓦。
而生物質能發電領域此前的發展由于缺乏規劃而一度非常混亂,多家電廠在同一領域爭搶秸稈資源的現象在南方普遍出現,導致南方大量生物質能發電廠停產。
一位在北方經營生物質發電廠的老板向記者介紹,與生物質燃料相同,生物質發電的最大瓶頸也在秸稈收集環節。
上述人士也透露,由于原材料緊缺,導致部分生物質發電廠在沒有秸稈時只能燃燒煤炭。
“燃燒煤炭卻拿補貼電價的現象現在都有,享受高電價的危害還在其次,最大的危害在于,燃燒秸稈的爐子沒有脫硫設備,所以當這些爐子燃燒煤炭后,會對環境造成很大危害。”上述電廠人士告訴記者。
而早年由于看到生物質發電的前景,很多企業盲目進入行業,導致生物質發電廠密度過大。為此,國家出臺《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生物質發電項目建設管理的通知》,規定“生物質發電廠應布局在糧食主產區秸稈豐富的地區,且每個縣或100公里半徑范圍內不得重復布置發電廠。”這使得行業的擴張之勢得到抑制。但已建成企業的利潤普遍低下,不到10%,有些甚至虧損經營。
丹麥投資促進局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其更希望與中國的民營企業合作,目前正在聯系丹麥和中國的企業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