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日中友好條約》簽訂的第25個年頭，過去的25年，恰逢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中國與日本共同支撐了東亞經濟的發展?；仡?5年中日經濟發展的歷史，盡管難免出現經濟摩擦，但互惠互補的經貿合作日益成為發展兩國關系的基礎。
　
　　中日兩國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伙伴。談到中日經濟關系的緊密性，人們首先討論的是中國作為日本進出口對象國地位的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貿易爭端。從2001年開始，中國僅次于美國，成為日本第2大出口對象國，而來自中國的進口已超過了美國，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進口對象國。10年前，當時中國作為對日出口對象國還排名第8位，進口排名第2位。就兩國國際收支結構的變化看，導致兩國貿易地位變動的原因，在于兩國分別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日本正在走向成熟債權國，中國則更多地反映出債務償還國的特征。日本國際收支結構大體上是沿著國際收支發展階段說的進程演進變化的。從1986年到2000年，日本經常收支順差在不斷下降，相反，對外資產則不斷增長，在日本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的同時，由對外債權獲得的利息收入即所得收支順差不斷上升。這標志著日本的收入將較多地來自對外資產收益，較少地依賴貨物貿易的收益。目前中國則兼有成熟的債務國和債務償還國的特征。
　
　　對歐美市場的依賴是兩國貿易模式的共同特征。如果將中日經濟關系放到世界經濟大背景下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日本并不是中國出口貨物的最終消費國，與中國相同，其經濟增長強烈地依賴歐美市場。日本對中國出口的增加帶來的是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增加和中國產業內貿易的增加。相反，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增加，對帶動中國向日本出口，以及中國產業內貿易的影響程度則是有限的。這說明日本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是非對稱的，原因是美國才是最終消費國，無論中國企業還是日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目的都是將貿易品最終銷往美國，這一特征在IT產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對日本出口急劇增長的現象背后，兩國間直接貿易除外，間接貿易表現為中國對日本的出口，實際是日本通過最終對美出口賺取附加價值。
　
　　貿易模式的近似實際上反映的是兩國經濟結構的相似性。日本制造業是出口產業的基礎，盡管日本正在步入成熟的債權國階段，但制造業較服務貿易業的國際競爭力更強，在日本經濟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制造業附加價值占GDP的20%，如果加上制造業相關產業附加價值其占GDP比例可上升到32.4%。而由于日本國際收支結構的提升，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增長，其中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行業又是中國的制造業，所以，中國制造業在日本直接投資的帶動下生產能力和出口規模的擴大，無疑影響到日本。正是由于兩國相同的經濟模式形成了相同的產業以至出口模式，國際收支結構處于較低階段的中國貿易順差的增加與國際收支結構處于較高階段的日本順差的下降，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出現摩擦也是在所難免的。
　
　　如何調整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是中日兩國共同面臨的課題。任何成熟健康的經濟，內需在經濟發展中都起主導作用。如果說中國的比較優勢領域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但從長期發展的角度看，低廉的勞動成本并不是中國獲得比較收益的來源，反而將陷入“增產不增收”泥潭。就工資率與勞動生產率的比例關系看，如果美國為100%，日本為60／65，中國僅為2.1／2.7。勞動力成本實際代表的是對技術的吸納程度和附加價值的生產水平。中日間貿易的互補性，對中國來說出口貨物比例比較大的是低附加價值品，而進口貨物則相反，多為高附加價值品。盡管中國進出口貨物結構有升級跡象，但由于偏低技術水平和低廉勞動力成本所決定，出口貿易貨物的附加價值率很低，這一總體趨勢仍未改變。
　
　　日本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忽視了產業結構的調整，致使日本經濟失去了發展服務貿易優勢的有利時機，因此90年代以來，日本不得不經歷長期的經濟衰退。今后，中國在與日本發展經濟關系的過程中，如何認識并充分運用日本在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經驗教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據《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