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改委近日于成都召開的內部會議上，與會人士就經歷了兩個月的暴跌后，國際油價未來能否維持在60美元/桶以下的水平”展開了激烈討論。據有關報道，與會專家之所以高度關注油價的高低，實質性的原因在于，他們認為油價長期低于60美元/桶將是我國成品油稅費改革時機成熟的標志。

  自1994年動議以來，以燃油稅代替養路費雖被視為改革的必然，卻在熱議聲中徘徊不前。燃油稅在國際上已經被普遍視為最有效的財政調節手段之一，是一項以提高油品價格來控制消費總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財政政策。國際經驗表明，推行燃油稅不但可以推動汽車節油事業的發展，而且對國家籌集交通維護經費有著重要的意義。從我國海南省試點看，歷經對征稅對象和征稅環節等技術方面的改進，燃油稅的征收確實促進了該地區的道路暢通，提高了車輛的運行效率，起到了節能降污的目的。

  在發改委此次會議上，業界人士普遍認為油價高企是燃油稅改革一度“流產”的主要原因。其實，真正制約燃油稅費改革的關鍵并不在此，爭議聲中國際油價已經歷數輪價格波動。國家各部委之間的利益難以平衡、農民用油的問題解決途徑不明朗以及《能源法》、《反壟斷法》等相關法律的滯后才是燃油稅收開征的真正瓶頸。

  各部門利益分配尚未理順成為掣肘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的行政阻力。比如，地方的養路費收入一旦成為中央財政的收入，地方和中央如何分配燃油稅收入；原來由交通部門負責征收的養路費被稅務部門征管，兩部門之間的利益應當如何均衡；而公路收費機構一旦取消后，數十萬人的路橋收費人員的安置也成為一個新問題。又如，公共交通、運輸部門等在現行制度下獲益的實體將面臨營運成本高企的問題，這部分成本如何消化當有一個科學的解決途徑。

  我國農業人口占比較大，燃油稅的征收將對農業成本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據統計，我國農業用油的80%用于田間作業、灌溉、發電等，只有20%用于車輛上路。之前，為了促進農業發展，減輕農民的負擔，國家一直對農業用油給予較大的優惠。若對汽油和柴油征收燃油稅，勢必使農民的生產成本陡增，這與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導向相悖。

  從法律環境來看，《能源法》、《反壟斷法》仍然處于起草階段，“石油天然氣”等單列法尚未出爐。法律的滯后使得成品油稅費改革缺乏良好的運行環境和保障，難以鏟除改革進程中的諸多羈絆。

  恰恰是由于這些利益糾葛以及法律保障的缺失，使得所謂業界公認的、以“低油價”促燃油稅費改革的想法成為一廂情愿的泡影。盡管燃油稅改革已經熱切議論了十年之久，但是直至目前，重新規劃這些利益糾葛的動力和機制也沒有形成。所以，在相關法律已經草擬的前提下，目前成品油稅費改革的突破契機在于利益調整機制的盡快出臺。否則，奢談以油價定位的高低來判斷燃油稅費改革的時機，只是一個空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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