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外交通常包括兩個層面：以能源為武器謀求國家政治、經濟、安全利益；通過外交運籌維護國家能源安全。能源日益成為戰略資源、外交資源，國際能源活動越來越多地在外交層面上運籌，能源作為一種新的“外交貨幣”，其地位在迅速攀升。中國的能源外交起步較晚，亟待發展完善。
　　能源輸出國將更多地動用能源武器

    能源輸出國越來越傾向于以能源作為戰略武器謀取國家政治、經濟、安全利益。能源輸出國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或者控制他國的能源資源，在國際能源活動中處于主動、有利地位。能源已成為其增強國際地位、擴大國際影響、謀取地緣戰略利益的有力武器。對這些國家來說，能源武器的威力足可與核武器相提并論，甚至比核武器更具價值。這是因為，能源武器既可用于威懾也可用于實戰，既可用于戰略行動也可用于戰術行動，既可用于打壓也可用于誘拉。

  上世紀70年代世界兩次石油危機中，石油輸出國采取減產保價的統一行動，給發達工業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可以視為能源輸出國運用能源武器謀求戰略利益的重要實踐。

   今年年初俄羅斯在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爭端中更是把能源武器的能量發揮到了極致，展現了能源武器的巨大威力，突顯了俄“能源超級大國”的地位和對世界經濟的特殊影響力。正是豐富的油氣資源和滾滾而來的能源外匯，使俄羅斯外交增多了幾分“底氣”、“硬氣”。俄羅斯主辦今年的“八國集團”峰會，將能源作為主要議題，目的也在于進一步強化其在能源外交方面的優勢地位。西方輿論評論稱，油氣已成為俄羅斯新的“地緣戰略武器”、“外交貨幣”。一定意義上講，能源已與核武器共同構成了俄羅斯支撐大國地位的兩大柱梁。

  伊朗在核問題上姿態強硬，重要依托之一即是其豐富的油氣儲量及其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拉美小國委內瑞拉敢于向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叫板，其底氣也主要來自豐富的油氣資源。中亞國家能夠在各大國之間左右逢源、多方獲益，主要也是依靠能源優勢。

  從趨勢看，能源輸出國今后在國際關系中可能更多地動用能源武器。這必然對國際關系產生新的沖擊，甚至可能引起地緣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動。這種情況也將使得國際能源交易更多地具有外交特性。

  能源進口國越來越重視能源外交

  能源進口國越來越重視通過外交運籌確保國家的能源安全。對能源進口國來說，能源安全不僅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而且關系到國家的主權安全甚至國內穩定。為確保能源來源的多元化和能源運輸的安全性，能源進口國的能源外交活動縱橫捭闔。進口國為獲取能源既可能對出口國施加政治、經濟壓力，也可能在其他利益方面做出重大妥協。進口國之間為能源利益既可能激烈競爭，也可能積極合作。能源問題不僅攪得各國政府官員、企業界四處奔走，而且牽動著千家萬戶百姓的神經。能源問題已成為進口國的重大戰略問題，其對外能源合作越來越具有戰略合作性質。

  美國為了自身的發展和遏制他國的快速崛起，將控制全球油氣產地和輸送網絡、操縱國際油氣價格作為戰略性任務。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目的之一即是控制伊拉克油氣資源；向中亞和里海地區滲透、建立軍事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該地區油氣資源豐富。美國強大的海軍部署在世界各個戰略要地，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控制全球主要石油運輸通道。美國炒作“中國能源威脅論”，對我與非洲、拉美國家開展能源合作說三道四，阻止中海油收購尤尼科，亦與控制中國崛起的能源命脈有關。

  其他能源進口國也都高度重視能源外交在國家戰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為能源需求而展開積極的外交運籌。為了得到俄羅斯石油、干擾中俄石油合作，日本從首相到政府要員紛紛出動，在中俄石油管線問題上攪局，表現出日本國際能源活動極強的國家外交屬性。歐洲大國在伊朗核問題上之所以放不開手腳，亦與其對伊朗油氣的嚴重依賴直接相關。中國和印度為了避免在獲取能源問題上惡性競爭，同時出于深化國家關系的大局考慮，從外交層面上積極展開能源合作。印度同巴基斯坦改善關系，解決伊朗油氣過境問題亦是一重要促動因素。

  中國亟待制定具有本國特色的能源外交戰略

  中國既是能源生產大國，又是能源進口大國；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能源需求旺盛，而在國際能源活動領域中國又是一位后到者。這種特殊的國情決定了能源外交對于中國更顯重要。而中國能源外交迄今仍處于有實踐無理論、有行動少協調的狀態。

  中國首先需盡快制定能源外交戰略。能源外交是一龐大的系統工程，必須有戰略作指導。一個能源需求增長迅速的大國，更需要能源外交戰略。從理論體系講，能源外交戰略與能源發展戰略是能源戰略的兩大分支，而目前我們僅有能源發展戰略而無能源外交戰略。

  其次，需盡快形成能源外交協調機制。能源外交活動的主體來自方方面面，既包括國家高層領導、政府外交和經貿主管部門，也包括能源企業甚至學術機構。要形成整體合力，必須建立相應協調機制。

  其三，需盡快提高能源企業的能源外交意識。我國能源企業的能源外交意識比較淡薄，突出表現為在國際能源活動中往往就能源談能源，較少考慮能源活動的國際宏觀環境、對象國的對華政策及其國內局勢、民族文化，更缺少與國家外交部門的主動協調。我國能源企業領導應更多地關注國際戰略問題，應充分利用國際問題研究界的智力資源，在決定對外投資、海外企業并購等重大行動前，認真聽取他們的情況分析和對策建議。(作者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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